汉学课程规划与学习之拙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因缘生老师 

  　　学生：惭愧弟子因缘生今日恭敬汇报“汉学课程规划与学习之拙见”。

 　　《信心铭》开端即云：“至道无难，惟嫌拣择。”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路线很是清晰明了，其教学之方法、内容、次第，自先秦至明清一直沿用，此是我中华历代先祖智慧的凝聚、经验的总结，纵令圣人复出亦不能改易。

　　《论语．学而篇》第六章，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　　“入则孝”是说学生在家中必须孝养父母，使父母身心安乐。“出则弟”是说出外求学或做其他事情，要行悌道。在家能孝顺父母，自然能善事兄长，敬顺兄长以顺亲心，叫做悌道。出外时，将此事兄之道推而广之，用以对待年长于自己的人，便是“出则弟”。“谨”是讲行为应当谨慎。“信”是说言语必须诚信。“泛爱众”是讲与众人交往过程中，要注重博爱，以养自己平等容众之德。“亲仁”是讲必须要选择亲近有仁爱之心的良师益友来学习。“行有余力”的“行”字是实行的意思，“余力”是说行此孝悌等五事之外的时间。“学文”的“文”字通常被解作“六艺”。

　　所谓“六艺”，是指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其中的“礼”字，它涉及的方面很广，小至洒扫应对，大到祭祀天地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全都包含在内。“乐”不仅只是音乐，它包括所有艺术。“射”也不单单是射箭，它代指武术及武略。“御”是讲驾车技能，因为古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和牛车。“书”不是指后来的书法，原是指文学和文字学等。“数”不单指数学，还包括天文地理、阴阳算术等等。

　　之所以说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并不是教人必须将此几件事完全做到之后才让人学文，而是表明学文必须要以孝悌等诸事为根本，用行此诸事之外的时间来学文。雪庐老人也说过，“所求之学有其先后。孔门以四科施教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首为德育是先正其心，后为文学是游于艺。行此五事之外，即是余力。弟子求学应当先以此五事为根本。行此五事之外，并不是没有时间学文，是说学文必须求其根本，没有根本之文不可取”。

　　古时蒙童八岁入小学，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行，及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业。期间一直是在家塾就读，不离开父母。父母教孩子以敬，老师教学生以孝，亲师合作以养成孩子良好的习惯。因为大道知难而行易，所以必须抓住孩子记性好而悟性差的黄金阶段，凡所当读之书，尽在此时熟读成诵，而不必加以讲解，所谓“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即云此理。待学童满十五岁之时，离开父母入大学就读，听老师开解已读之书，追随老师游学各地，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在生活中实践所学，验证经典。《学记》所言之“七年小成，九年大成”，是从此时算起，小学七年不包括在内。

　　当今要复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，万不可小视蒙学经典的学习！因为这些蒙学经典皆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儒从大经之中有所悟处，然后用最简洁明了的文字编撰而成，观其文章之从容和雅，可见其学问之精深洞达；体其用心之仁厚慈恻，则知其道德之精良纯粹。我辈若要小觑蒙学，一定先要扪心自问：我之道德真的已在王应麟、李毓秀之上了吗？我之学问比周兴嗣、李笠翁究竟如何？此时若不能顿生惭愧、幡然猛醒，纵孔子在前、释迦在侧，亦爱莫能助矣！

　　古时人心质朴、风俗淳厚，蒙童至七、八岁依然能不失其天真，待十四、五岁，物欲渐染、知识渐开之时，平生当用之书已藏于胸中，良好的习惯已然养成，再及时对其开解经典义理，总使偶有偏离，必然终无大碍。而今日教养蒙童，却不可机械的按照年龄行事，因为今古之世道人心实在不能同日而论。所以当今之教育，只能说愈早愈好，至于对经典的开解时间，也应酌情而定。

　　因为不能像古时学生那样有足够宽裕的时间来读书，所以必然的要对所学课程做一番慎重的精简。

　　关于蒙学部分，因缘生所校集的《圣学根之根》已是优中选优、简之再简，自小学习的孩子最好能将其完全背诵，年龄偏大、实在不能全部背诵的学生，也至少将其中的《小儿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孝经》背诵下来，余者也要不断熟读，做到心中有数。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，比如蒙学教材中的《名贤集》与《增广贤文》属同类作品，所以选此即不必用彼，用彼即不必选此。《声律启蒙》与《笠翁对韵》，《蒙求》与《龙文鞭影》，也完全是采用同样的体例，所以依照自己所爱而任选其一便可。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，大家自去斟酌取舍。如《明心宝鉴》之类的书，雅俗杂陈、真伪并录，若择其精要用以劝善则可，实不足以选入童蒙教材；再如《省心录》、《菜根谭》、《格言联璧》之类的书籍，虽美虽善，终是零金碎玉，不可过多留恋于此，要抓紧时间让孩子攻读四书了。

　　《四书》历来被称为中华文化之总源泉，舍弃《四书》则无异于拔本而塞源，焉有不枯不竭之理哉？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二书，乃圣贤学问之经纬，二者若明，则天上天下之事、出世入世之理概莫出此网罗矣。先读《大学》以定其规模，次读《中庸》以熟其心法，再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以观圣贤之身行言教。可见《四书》实为儒家教育之核心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掌握。

　　关于《大学》的读本，以《礼记》中的古本为善，不宜读诵朱子改订本。若论其注解，郑康成所注实未能上达；朱子所注不依古本，亦不足取；王阳明及张居正所注值得参考；蕅益大师引佛证儒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道前人所未道，可谓至善，然其并无破析文字，属于外传，不易掌握；雪庐老人《大学表注》清晰明了，可为指南。因缘生遵净空老上人嘱托，遍览先贤注解，依李雪庐老人《大学表注》为纲要，参看蕅益大师《大学直指》，兼取汉、宋、明、清诸儒所长而集成《大学衍义》，但因为成书匆促，不及琢磨，然虽不能为诸君登天之梯，尽可做大众垫脚之石。

　　关于《中庸》，康成所注确实远不及程朱之境界；然而程朱所注虽有很大参考价值，终究是瑕瑜共存、遗憾颇多；憨山大师注解至美且善，蕅益大师之补助又能锦上添花，然其仍旧不适宜初学，不能广泛流通于大众之间。因缘生所整理之《中庸衍义》，则以憨山大师《中庸直指》为底本，参看蕅益大师之补注，于郑氏及程朱之间亦有所取，可为初学此书的仁者做敲门砖。

　　关于《论语》，古今注疏甚繁，以雪庐老人《论语讲要》为最佳，可以遵从。其中有少数几处未能圆满者，只是白玉微瑕，稍磨即除。蕅益大师所作《论语点睛》属于外传，可做参考。

　　《孟子》的文字并不艰深，只要专读正文，即能知其大半。注释之书，梁启超推崇清儒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为最善，戴震《孟子字义疏证》虽非专为注释《孟子》而作，但其书极为精辟，可做参考。而朱子《集注》乃是尽其平生心血所作，虽是杂有沙石，却也不乏金玉，学者仍需一读。

　　关于《五经》的学习先后，历来各家主张不一。荀子在其《劝学》一文中便大为感叹，《礼经》和《乐经》蕴藏大法但缺乏详尽的经文注解；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只讲述先王故事而不切近于人；《春秋》文义隐约，褒贬难明，不能使人速晓其意。

　　《诗经》虽有化人以“温柔敦厚”之功用，然而《经解》中却亦对其有批评，所谓：“《诗》之失，愚。”是说假如我们没有悟性，且对其诗篇创作的历史背景不能了解，便会很容易学成迂腐的书呆子。所以在《论语．子路篇》，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。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”

　　《尚书》是最古老的史书，《经解》赞其有“疏通知远”之功用，然而对其亦有批评，所谓：“《书》之失，诬。”因其文字艰涩生僻、拗口难懂，所以很容易导致曲解经文而诬枉圣贤。

　　《易经》被称为“五经之首”，《经解》赞其有化人于“洁净精微”之功用，然而对其亦有批评，所谓：“《易》之失，贼。”是说假如没有德行的基础而去学习《易经》，一定学得神头鬼脸，必然是误己误人。所以张子横渠先生曾道：“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”

　　《礼经》包括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《经解》赞其有化人于“恭俭庄敬”之功用，但同时也有一句批评：“《礼》之失，烦。”是说假如只知道礼的形式，而不知它的实质意义，那必定会令我们学得厌烦，当然也讨人厌烦。

　　《春秋》出于孔子之手，记载了鲁国十二位国君在位时整个东周天下的历史，然其文字太过简练，无传则后人莫知所云。《十三经》中的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，本是《春秋》的三家注解。《经解》赞《春秋》有“属辞比事”之功，但同时也有一句批评：“《春秋》之失，乱。”是说假如我们没有道德基础而学习《春秋》，必然只能看到不君不臣、不父不子的反面，而不能深识圣人用心。以王安石之学识，尚且扬言要毁掉《春秋》“这本烂帐”，我辈岂可不慎？

　　不才揆情度理、思之再三，窃以为今日学习《五经》，当以《三礼》为先。《论语》中记载孔子对其子有过庭之训：“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”而《三礼》文字浩繁，若用于学校教学，则当以《礼记》为主。先儒多认为《学记》和《乐记》是《礼记》之中除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之外而最近于道者，所以最好能熟读成诵。《礼运》和《经解》、《儒行》三篇文字都不多，但是意义非常重大，能达到背诵是最好的。其他如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、《王制》、《礼器》、《大传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祭义》、《坊记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，这十三篇都应该完全熟读，若是仅从其中摘取某些段落学习，远远不够！余者三十一篇，有余力则可读，无余力则可暂缓。

　　《周礼》主要记载周代的礼乐制度，有志于政事者不可不读。用于学校教学，则可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选取《大宰》、《大司徒》、《大宗伯》、《大司马》、《大司寇》七篇熟读。

　　《仪礼》是记载先秦各种礼仪的经典，现存十七篇。若用于学校教学，可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选取《士冠礼》和《士相见礼》熟读。

　　关于注释《三礼》的书，当然是首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采用的郑注和孔疏。同时可参看清儒孙希旦的《礼记集解》、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和胡培翚的《仪礼正义》。

　　自古“礼无乐不行，乐无礼不举”，《乐经》有化人于“广博易良”之功，虽已失传，然乐教绝不可荒废！可将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和《荀子》中的《乐论》拿出学习，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大乐》、《侈乐》、《适音》、《古乐》、《制乐》五篇文字皆不多，可做为助修。《吕氏春秋》五篇，可参考今人许维遹的《吕氏春秋集释》。

　　先儒称《尚书》为经中至尊，印光大师亦极赞其文义甚佳，建议将其全部背诵。然而《尚书》有古文与今文之别，传世的《尚书》共五十八篇，是古文《尚书》和今文《尚书》的融汇。其中的古文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，学者不可不知。学生若是从小学习经典，自当遵从印光大师之教诲，取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（《十三经注疏本》分其为三十三篇）熟读成诵，余者三十篇可以泛读。若是用于学校教学，可酌情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取其中的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汤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、《无逸》、《秦誓》七篇读至精熟。

　　《尚书》极难理解，历来专研者甚少。其注释书籍以清儒孙星衍之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为最善。

　　《诗经》乃经中之史，为孔孟二圣所共尊。学童若能从小将其完全背诵当然是最好不过，而年龄偏大的学生则需酌情应对，可将《孝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礼记》和《左传》中引用过的诗句一一选出，查出其所属篇章，然后将这些篇章会集一处用来学习。亡羊补牢之策，却可一举两得，值得大家考虑。若用于学校教学，可酌情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取其中的五十五篇来学习。

　　《诗经》注解之书，可参考唐儒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和清儒陈奂的《诗毛氏传疏》。

　　《春秋》乃史中之经，《春秋》之义行而乱臣贼子惧，所以孔子曾为之感叹：“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”憨山大师则有“不读《春秋》，不能处世”之至论。关于《春秋》的学习，最宜将《左传》全部精读，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则可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择其精要而读。

　　《左传》的文字不太难懂，注释之书参考今人杨伯峻的《春秋左传注》即可。

　　《易经》乃极其高深的哲学经典，孔子为做注解，极赞《易》道。然其奥义难究，不得其人则不妄传。学者可将《系辞传》、《文言传》和《序卦传》做到熟读成诵，《卦象传》六十四条则可一一抄录，时常省览。

　　《易经》的注解书籍，雪庐老人赞叹清儒李道平的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，梁启超则推崇焦循的《雕菰楼易学》三书（《易通释》、《易图略》、《易章句》），如欲深通此经，则需一一读之，否则可以不必。

　　经部的典籍学习之后可以学习子部，而诸子当中尤以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为要，《老子》五千言精辟玄微，乃道家文化之精髓所在，学者一定要达到背诵。《庄子》行文如汪洋恣肆、气势雄浑，其义则超尘脱俗、深切入微，然因文字太多，背诵困难，但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、《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、《大宗师》、《应帝王》这内七篇总须熟读，若有意专研道家者，则须背诵。

　　《老子》的注释书籍，可用清儒魏默深的《老子本义》。《庄子》的注解，可用清儒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。

　　司马迁为诸子作传，独将荀子与孟子相提并论，可见荀子之不俗，非战国诸子可所比拟也。诚如唐代杨倞所言：“《荀子》羽翼六经，增光孔氏，非徒诸子之言也。”《荀子》中的《劝学》一篇，应当背诵。《修身》、《天论》、《正论》、《礼论》、《解蔽》、《正名》六篇要做到精读。

　　《荀子》注释书籍以晚清大儒王先谦的《荀子集解》最善。

　　墨子在先秦曾与孔子并称，其书非读不可，然而用于教学，若似梁启超所主张的全书精读却不切实际。可参考《国学治要》，将《法仪》、《词过》、《兼爱上》、《非攻上》、《小取》、《贵义》、《公孟》、《鲁问》、《公输》九篇精读即可。

　　《墨子》的注释书籍，可参考晚清大儒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。

　　兵法韬略为儒家六艺之一，用来抵御外来的侵扰。古来讲述兵法的典籍首推《孙子》最近王道。可参考国学治要，选《始计篇》、《作战篇》和《谋攻篇》精读。

　　《孙子兵法》的注解，可选用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。

　　余者诸子不能一一尽学，可参考《群书治要》，撮其精要学习可也。

　　史部典籍浩旷无涯，往往令人望而却步，但实在是非学不可，因为读史使人明智，非继往不能开来。用于教学，可拿有“史学双璧”之称的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做为教材。二者一为纪传体通史，一为编年体通史，正可互证互补。

　　《史记》的注释书籍可采用《史记三家注》；《资治通鉴》的文字已相当浅易，用心研读即可，无需再看注释。

　　集部的学习，若是时间宽裕，可从《国学治要》中选取学习。蒙学中已有《千家诗》，所以不必再另外会集。词的学习缺少善本，因为古人“诗庄词媚”之论真实不虚，查遍《全宋词》，也多是描写儿女情长、离愁别恨之事，所以不宜随便学习，不才会慎重选取一百首不同词牌的词作，然后标出正格，集成《思无邪词谱》，以供学者选修。

　　事有本末先后、轻重缓急，如《文中子》之流的书籍已遭先儒批其属“屋中架屋，墙下搁床”之作，况乎其他？所以若用于学校教学，必须使用一流教材，优中选优、精中择精。我们必须要清楚：经学才是我们必须要抓紧掌握的，史学次之。集部若有，则是锦上添花，但若偏于集部，则是舍本逐末了。

　　若论治学之法，著实无甚奥秘，只在“一门深入，长时薰修”八字之中。大家万万不可忽视了读诵的功用，所谓“书读千遍，其义自见”，绝非虚言也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记诵而后理解，先理解而后研究，先研究而后著作。而无论读诵还是求解，都绝对不能杂修乱进，一定是“此未终，彼勿起”。

　　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是治学的工具，是必修功课，然而切不可执著于此而忽视经典的读诵，若执著于此，则无异于将手指认为月亮的譬喻，须知手指和指月的动作均不是月亮，只有顺著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才能看到天上的月亮。

　　蒙童学习文字学，只宜将《说文》五百四十部首以七字一句的口歌形式背诵即可。学习音韵，宜将《广韵》中的《反切上下字表》背诵，前辈学者将入声字编有三字、五字和七字的歌诀，可任选其中一种背诵，只此足矣。至于训诂，在童蒙阶段实在无法涉猎。因为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，必须要有非常理性的认识才能掌握，而蒙童阶段是自然的记性好而悟性差，所以只能顺乎自然，不能拔苗助长。至于校勘之学，学早也无甚大益，皆可等到学生把应该读诵的典籍俱已读过，该理解掌握的时候，先为之开讲小学，再将校勘学大略讲说，然后学习经典便自可事半功倍了。

　　须知课堂讲解不过是启发而已，真正学问的得来，都在自己平时的勤苦用心。以蒙学、小学筑基，以经学、史学立干，以诸子百家融通。然后则可效法先贤皓首而穷一经，研究经典者专守一经，研究史书者专熟一代，研究诸子者专守一家，守定目标，锲而不舍，自有功成之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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